北宋熙宁年间，广州府衙的审讯室里，烛火被冷汗浸透的风一吹，忽明忽暗地照着墙上挂着的几件 “刑具”—— 看似普通的竹片被削成了锯齿状，还有几根缠着麻绳的木棍，末端绑着小小的铁钩。当犯人被按在地上时，主审官只是淡淡说了句 “用‘木丑’试试”，凄厉的惨叫声瞬间穿透了府衙的高墙。谁能想到，这些后来被民间称为 “广东十大酷刑” 的审讯手段，竟出自一位文弱文官之手，而他发明这些东西的初衷，还曾被视作 “治粤良策”。
这位文官名叫程师孟，苏州人，考中进士后辗转多地做官，最终在宋神宗时期调任广州知州。提到广州，北宋时可不是现在的繁华模样，当时这里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，商船往来密集，但也成了走私、海盗和地方豪强勾结的重灾区。《宋史・程师孟传》里记载，他刚到广州时，当地 “豪右多挠法，吏莫敢制”，甚至有走私团伙公然贿赂官员，把违禁的香料、象牙藏在商船夹层里运进内陆。更头疼的是，岭南一带少数民族众多，部落之间的冲突加上官府的治理不力，常有民变发生。
程师孟虽是文官，却向来以 “严政” 著称。他到任后发现，原来的审讯方式根本镇不住这些 “刺头”—— 常规的杖刑、笞刑对常年在海上漂泊、吃惯了苦的海盗来说如同挠痒，而岭南土著又极重义气，即便被抓也很少招供。于是，他动了 “改良” 刑具的心思。和其他官员不同，程师孟没有照搬北方的酷刑，而是结合岭南的材料和当地民俗 “量身定制”。比如当地盛产竹子，他就把竹片加工成 “锯齿竹板”，打人时不仅疼，还会刮下皮肉；又利用渔民常用的麻绳和铁钩，做成 “钩脊绳”，把人绑在柱子上往后拉，铁钩能勾住皮肉，让人痛不欲生。这些刑具因为大多用木头、竹子制成，被他统称为 “木刑”，后来民间慢慢演绎出 “木丑”“竹拍”“钩脊” 等十几种花样，合称为 “广东十大酷刑”。
展开剩余63%刚开始推行这些刑具时，效果确实立竿见影。《宋会要辑稿》里提到，程师孟用这些手段审讯了一个走私团伙的头目，没到半个时辰对方就全招了，还供出了十几个勾结的官员。消息传开后，广州的走私活动果然收敛了不少，甚至有海盗听到 “程知州” 的名字就不敢靠近港口。宋神宗还特意下旨嘉奖他 “治边有方”。但很快，问题就暴露了 —— 底下的官吏为了邀功，开始滥用这些酷刑，不管是不是重犯，动辄就用 “十大酷刑” 逼供。有一次，一个普通的渔民被诬告走私，官吏用 “竹拍” 打了他几十下，当场就断了气，家属到府衙喊冤，却被程师孟以 “顽抗审讯” 为由驳回。
这种情况愈演愈烈，连当时在岭南任职的另一位官员苏轼都看不下去了。苏轼在给友人的信《与程正辅书》里写道：“广州近日刑虐过甚，小民稍有嫌疑，即被木丑之刑，哀号之声，闻于巷陌。” 他还提到，有个县尉为了让犯人招供，竟然把 “钩脊绳” 和水刑结合起来，把人浸在江水里，再用绳子往后拉，很多人没等招供就淹死了。程师孟虽然知道这些情况，但他认为 “乱世用重典”，只要能维护治安，些许 “误伤” 在所难免。直到他离任前一年，发生了一起冤案：当地一个少数民族首领被诬告谋反，官吏用 “十大酷刑” 逼他认罪，还牵连了上百人，最后真相大白时，已经有几十人被折磨致死。这件事引起了朝廷的重视，宋神宗下旨彻查，虽然没有处分程师孟，但要求广州府 “禁用苛刑”。
有趣的是，程师孟发明的这些酷刑，并没有随着他的离任而消失。南宋时，广州的官员们虽然表面上遵旨禁用，但暗地里还在使用，只是换了些名字，比如 “锯齿竹板” 改成了 “岭南竹杖”，“钩脊绳” 变成了 “缚脊索”。到了明清时期，这些酷刑又和其他刑罚融合，成了民间口中 “广东十大酷刑” 的完整版本。清代的笔记小说《粤东杂记》里，就详细记载了这十种酷刑的用法，还提到 “粤中官吏审讯盗匪，必用程公之法，谓其能速得实供”。不过书中也承认，因为滥用这些酷刑，每年都有不少无辜者惨死。
从现代视角来看，程师孟发明酷刑的行为，显然违背了法治精神，但放在北宋的历史背景下，也能看出当时治理边疆的困境。他作为文官，没有军事大权，只能靠加强审讯来打击犯罪，却没想到 “良药” 最终变成了 “毒药”。这其实和现代社会的一些治理难题很像 —— 比如为了维护秩序而过度使用强制手段，往往会适得其反。就像现在有些地方为了整治违规经营，采取简单粗暴的关停措施，虽然短期内有效，却伤害了普通民众的利益，这和程师孟的 “酷刑治粤” 有着相似的逻辑误区。
更值得深思的是，程师孟本人并不是一个纯粹的 “酷吏”。《宋史》里说他在广州时，除了整治治安，还修建了学校、疏通了河道，为当地做了不少好事。他发明酷刑，更多的是出于 “急于求成” 的治理心态。这种 “好心办坏事” 的情况，在历史上屡见不鲜，比如明代的海瑞，同样以严厉著称，却也因为过度严苛而导致治下百姓负担加重。这提醒我们，任何治理手段都要守住底线，不能为了追求效果而突破人道和法律的边界。
如今，“广东十大酷刑” 早已成了历史名词，只能在史料和博物馆里看到相关记载。但它背后的教训却依然深刻：治理社会不能依赖暴力和威慑，真正的秩序来自公平和正义。如果程师孟当年能多一些耐心，用制度建设而不是酷刑来解决问题，或许他在历史上的评价会更加正面。
说到这里，不妨想想，如果你是北宋时期的广州百姓，面对程师孟的酷刑和治理成效，会怎么看待这位知州呢？是觉得他虽然手段狠但维护了治安，还是认为这种做法不可取？另外，你还想了解古代其他地区的特殊刑罚，或者类似程师孟这样 “功过难评” 的历史人物吗？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想法，关注我，下期带你挖掘更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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